上官子木
一位移居美国的朋友来信，提到他的儿子正在美国波特兰的一所小学上四年级。使我甚感兴趣的是，美国教师所布置的课业作文。 首先，与我国的命题作文不同的是，美国教师不定题目，而是定“场景”。譬如：①当你乘坐的轮船沉了，你漂流到一个荒岛上，你将怎么生活？②任选一个州，介绍这个州的风土人情。③任选一类动物，以杂志的形式作介绍，不仅要有文字，还要有插图。 很显然，“场景”一旦限定了，每个人写的内容就基本上是一致的，学生之间的可比性必然很高，不像我国的命题作文，尽管题目都一样，但各自的内容会相差甚远，文与文之间常常缺乏可比性。 其次，与我国的作文可以闭门瞎编不同的是，美国教师出的作文显然是必须经过查参考书、利用图书馆等多种收集和整理信息资料的过程才有可能完成。在荒岛上生活当然是需要想象力的，但是有关岛上的植物、动物、可利用或可制造的工具等方面的知识则是需要利用有关的工具书学得。介绍一个州的风土人情和介绍某种动物，则更是需要参考大量的文献资料。 第三，我国中小学的作文题目通常是：“一件小事”、“我最高兴的一天”、“我最敬佩的一个人”等等。与中国作文的“小”题目不同的是，美国教师出的作文题都非常宏大，如“我心中的美国”、“中国的昨天和今天”、“我怎么看人类文化”、“你认为谁对二次大战负有责任？” 这些作文题目在中国的小学教师看来，一定是大得没有边了。奇怪的是，美国的小学生面对着这些“宏大”作文，不仅毫无难色，而且兴致勃勃，他们到图书馆去查阅大量的参考书，然后信心百倍地作着大文章；相比较，当我们中国的小学生面对着小而具体的作文题目时，却是个个愁眉苦脸且毫无兴趣。小孩子的生活原本是简单的，中国孩子的生活尤其枯燥单一，尽管他们竭力按照老师的要求去仔细观察生活，但由于缺乏具体的生活体验，便总也观察不到老师要求的程度，只好痛苦地生编硬造。 对比中美两国的作文题目，发现美国的作文题多侧重生活事件及历史事件的评介，而中国的作文题则侧重人物描写、景物描写及道德问题的评判。美国的教师注重引导学生关心人类命运方面的世界性问题，同时注重引导学生展现自我意识、想象力及生存技能。中国的教师则把注意力放在培养学生的写作技巧和文字表达能力上，可以说，是为了写作文而写作文，对写作能力之外的能力是不太关心的。 美国的许多大学，申请入学的申请书常常是写一篇作文，题目出得很灵活，如：①用三个形容词来准确地描述你自己，并简明扼要地说明你为什么用这三个词。②评想象中2000年的一场音乐会，或一部影片，或一场舞蹈，或喜剧演出。③写你生活中经历过的一次巨大困难以及你是如何应付它的。 我发现，美国的作文题目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题目长字数多，内容主题被清晰明了地展现出来，不会产生歧义、误解。相比较，中国的作文题目字数很少，顶多一句，如1977年刚恢复高考时的作文题目“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时常只有半句，如“我更喜爱……”，这是1996年的高考题；而两三字乃至一个字的题目也不少见，如某次高考作文题为“霁”。不难想象，由这些笼统而含糊的题目会生发出多少歧义。 一位每年都参加高考作文阅卷的大学教师说，在如今的高考作文中，拿腔作调、八股式的文章比比皆是。这显然是与中学教师的训练指导大有关系，其中“扣题”的模式化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譬如，一个中学生说，学校的老师是这样教他们的：以后再遇到像“责任”之类的作文，就按照“谈谈孔繁森，批判王宝森，想到钱学森，联系中学生”的程式来写。实际上，反映在学生作文中的模式化、八股化现象，是成人教育者在作文教学与阅卷中思维程式化、语文政治化的必然结果。 作文题目的恰当与否，直接影响到能否激起学生们的写作欲望、文字表达欲望；而教师的审美观及评判标准则直接制约着学生写作的思维层次和具体的表达形式。因此，有关作文题目选择、设置的研究应当成为作文教学研究的重要一环，而作文的审美多元化、价值标准多元化则应成为作文教学改革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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